著名作家尤凤伟因病去世，享年78岁 
9月23日，青岛作家尤凤伟因病去世，享年78岁。据知情人士透露，尤凤伟留下遗嘱：不刊发讣告、不举行告别仪式。
尤凤伟生于1943年，山东牟平人。他1976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短篇小说《为国瑞兄弟善后》《雪》《隆冬》《风雪迷蒙》《空白》，中篇小说《山地》《生命通道》《魂不附体》《岁月有痕》《生存》《小灯》《相望江湖》等。出版有短篇小说集《月亮知道我的心》《爱情从这里开始》，长篇小说《中国一九五七》《 生存》《 泥鳅》《衣钵》《百合的江湖》等。
【相关链接】
尤凤伟接受《读书报》访谈：我希望做一个清晰的作家
尤凤伟的名字近年来常常活跃于《十月》、《收获》、《北京文学》、《江南》等大型文学刊物，几乎是每发表一篇都会引起文坛的强烈反响，并被连续转载。8月12日，他的《金山寺》在《作家文摘》完成连载，引起广泛关注。尤凤伟以《心怀敬畏》表达了对于文学创作的心情：
“……对大自然，人类几千年的文明结晶，甚至包括您对自己的事业、职守，都应心怀敬畏之心。没有这种敬畏，也就没有了底线，致使人的精神溃败，行为失范……”
他的中短篇小说，往往切口很小，却直抵人心。在《十月》发表(《新华文摘》《小说月报》《中篇小说选刊》等转载)的中篇小说《中山装》以一件普通的中山制服为文眼，给人以强烈的心灵震撼；《金山寺》中，“10万香火钱”揭示了很少被人关注的隐秘的世界。最值得说道的，是他10年前入围茅盾文学奖的《中国1957》不得已改头换面为《沧海客》重新出版。“不得已”背后隐含着作家怎样的苦衷，他的创作在走过30多年的历程后，有着怎样的变化和探索？近日，本报记者专访山东作家尤凤伟。
读书报：三十年多来，您的创作经历了怎样的变化？
尤凤伟：第一个阶段应该是1978~1988年，我的写作基本都可以装进“反思文学”这个筐，比较有代表性的作品是《清水衙门》。这个作品开新时期文学反腐题材之先河，说本人是反腐文学鼻祖亦不为过，但比较粗浅、直露，没多少文学性。尚可聊以自慰的是后期的几部中篇：《山地》、《秋的旅程》、《旷野》及《诺言》。我自己很少再读自己的旧作，《山地》是个例外，每次读都心绪难平。可以说是《山地》之后我才知道小说该怎样写。《诺言》算是国内最早重新审视土改运动的作品，其意义不容置疑。
第二个阶段是1988~1998年。我的创作发生了与之前不可同日而语的变化，说回归文学之本也可，说“玩”文学也行。首先“玩”出来的是石门系列的首篇《金龟》，此后是《石门夜话》，《石门呓语》、《石门绝唱》及《泱泱水》。1994~1996年三年间，我写了一个所谓抗战系列。包括中篇《生命通道》、《五月乡战》、《生存》与两个短篇。
第三个阶段是1999年至今，我开始长篇小说写作，出版了《中国1957》、《泥鳅》、《色》、《衣钵》、《百合的江湖》等。前面说过，最近出版的《沧海客》，是《中国1957》的修订版。
读书报：从作品涉及的题材看，抗战、土改、反右、农民工进城、所有制改造……有评论认为您的作品隐含着历史的线索。而且无论什么题材，背后有一种特别强大的关照现实的力量。这种力量来自哪里？
尤凤伟：重要的历史节点在我的创作上都有体现，没有什么大的遗漏，所以被称是一种编年史写作。有人说文学没有多大承担，也承担不了什么，现状该怎样还是怎样。即便如此，作家也不能找退路，要关注现实生活，关注百姓生活。天下雨了，这场雨对麦子、对苞米有没有利？这几天不下雨，麦子能不能干死？我现在还有田园情结。对于写作，特别是上了年纪，我考虑的已不是出多大的名，赚多少稿费。而是对得起中国作家这个称谓，希望写出属于中国的文学作品。大家一看，会说尤凤伟写的是中国地面上发生的真实的社会人生，不离大谱。
读书报：做到“不离大谱”也很难。
尤凤伟：一方面要介入社会介入生活，不做生活的旁观者，有常人的喜怒哀乐。整个社会生活就摆在您面前，只看你怎样选择题材，就是人们常说的写什么。我相信我写的和任何一个作家都不雷同。我希望做一个清醒的、真实的作家。如果一个作家市侩、功利、虚伪，作品就会跟着走，文如其人，他的创作也不会和社会有真正的情感联系。
读书报：从开始写作，如何走上写作道路？
尤凤伟：中学毕业后我到工地拉大板车，工地上有一件事触动了我，我写了《一片读书声》投给《烟台日报》，得了5块钱稿费，这算是处女作。后来参军，我在部队演出队还能写个相声、快板、对口词什么的，也算不上文学创作。从部队复员后去工厂里当车工。1975年《山东文学》到青岛办改稿班，战友告诉我这个消息，说改稿班可以玩，也可以写。我就请了假，写了一篇小说《出徒那天》。一开始大家评价不像小说，我改了一遍，据说像小说了，这也算是我小说创作中的擦边之作。也正是这擦边之作，我被借调到《青岛文学》编辑部当编辑，从此走向了所谓的文学创作之路。
读书报：您的写作一直非常顺利吗？
尤凤伟：顺啥呢？写了大半辈子也没写出啥名堂。不过，要说顺也就是没有多少退稿，唯一的退稿是《中国1957》。《中国1957》写完后，转了四五家出版社，大型杂志都走遍了。编辑告诉说，非常喜欢这本书，目前出版不是时候，略等一等。直到2001年才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为此我非常感谢出版社以及已去世的责编张森老先生。这期间搞了几年电影，也没搞出什么名堂，倒耽误了小说创作。
读书报：说到电影，您的中篇《生存》改编为《鬼子来了》，当年还引发了一场官司。
尤凤伟：《生存》写了战争中人的生存状态。人无论面对多么神圣多么重大的事情，生存总是首要的。《生存》后来拍了电影，就是《鬼子来了》。片子在当时算得“另类”，多处出新，很多人都买帐，但我认为拍得并不理想，起码与我的预期有差距。蹩脚的“黑色幽默”，不知道要表达什么，没有真正进入人性与情感的层面。为这部电影与姜文打了一场官司，还出了本《鬼子来了官司谈》的书，记录了官司的全过程。作家书写战争，虽各有其初衷，但有一点必须具备：向人们呈现出的战争(事件与人物)必须真实可信并站在公正的立场上，拒绝单一立场。这是以往战争书写的问题所在。
读书报：您的抗战系列被称为“新战争小说”，“新”在哪里？
尤凤伟：是客观地反映抗战形态，不是模式化处理。我从小读到一些抗日作品，篇一律，完全是模式化写作。“抗战”对我来说是一个新领域，因我并没有亲历那场战争。起意要写可能归咎于涉猎了一些国外书写战争的作品，如《丧钟为谁而鸣》、《第四十一》等，又不免反观中国的战争文学作品，感觉差距太大，便想自己写一写。我看过一幅照片，一位老乡绅骑在驴上，带领他的儿子、儿媳妇们抗日参战，后来全家都牺牲了，这给了我很大的震动。我想描绘出一幅民众抗日的图像，社会各阶层都投身并付出了牺牲。
读书报：从现实题材转到历史题材，是出于什么原因？
尤凤伟：开初，作家们怀着崇高的使命感、责任感，介于生活，发声。但经过一个漫长的历程开始意识到这仅是作家的一厢情愿，生活并没因那么多“深刻”小说的“干预”而改变步履，这很叫作家们困惑、无奈与自卑。于是只好以退为进，回归文学的“本土”。当时我确实对现实题材创作的那种欲真不能欲伪不忍的状态感到无奈，于是非此即彼地写起了历史题材。
读书报：《中国1957》是您真正意义上的第一部长篇？您本人作何评价？
尤凤伟：当时《中国1957》出版艰难，出版后不敢拿到书市，不敢宣传。也许我永远再写不出这样一本书了。我翻着看着，竟不相信是自己写的，写作时状态太好了，我没参加反右，只采访十几个人，但是写作一泻千里。如果要我留下一本书，留下这一本心安理得。题材是重大题材，艺术性和思想性结合得好，是一本政治书，但是读起来不枯燥。
读书报：自《衣钵》之后，您的创作基本从长篇小说转向中短篇小说，尤其是在《十月》发表的《中山装》、《作家文摘》转载的《金山寺》等作品，写得风生水起，非常大胆，但尺度把握非常得体。
尤凤伟：要说把握得好，首先是编辑。《中山装》先发表在《十月》上，他们将其中的一段做了删节，我觉得可惜，后来几家选刊要选，我故意给编辑发的是原稿，神奇的是不同刊物的编辑不约而同都删节了那一段。看来大家对作品敏感处的把握，尺度是一样的，非常有意思。可以说《中山装》是“擦边”之作。《金山寺》和《桥》同样是“擦边”之作。《金山寺》写的是当下信仰现状，《桥》写的是半个多世纪前国人为信仰遭遣受惩。所以不自量力地进入非同一般的领域，不是为题材上的猎奇，而是被现实生活中这个神圣层面日益世俗化所触动。
官员也有官员的苦衷，我写官场，还是设身处地考虑官场的人，考虑正常的欲望和思维。在目前的体制下，官场如果写得太片面，一是不可信，二是不好玩。
读书报：您从很早就写官场小说，这么多年来，笔下的官场小说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尤凤伟：过去官员在贪的方面有禁忌，少有以权发财的意识，如果有，在这方面也有很大的处理力度。人对生活的要求在改变，对物质的需求在增强。体制对腐败造成很大的可乘之机。贪为何屡禁不止？有一句话叫“伸手必被抓”。在这个体制下办不到。官员贪污被纠查的概率比较低，人情社会造成了“无官不贪”的状态。目前中国的官场小说整体状况应该说只是擦了官场一个边儿，没有涉及到内里。如果写官场内里，一定是惊心动魄。
读书报：您的自身经历与写作基本无关，写作是如何做到超越自我的？
尤凤伟：我的写作比较脱离个人生活，特别写得中短篇，大部分与我个人经历没有太大关系，可是又有千丝万缕看不见摸不着的关联，作家不可能脱离自己的生活，但是如果过于自恋，觉得自己的经历是唯一的写作源泉，那样写作的视野比较狭窄。如果只关注自己的个人感受，就很难引起读者的共鸣。
作家能否走得远，要看他的虚构能力、对写作的概括能力，更重要的是看他的情怀，有没有责任感。是面对自己还是开放性地面对社会人生？总体说，还是作家面对社会生活写什么的问题。有的作家太在意形式，像是写作机器一样写小说。这次写这个形状，下次换个形状。看起来眼花缭乱，其实没必要。读者看的是内容。托尔斯泰说过，内容决定作品的成败。
读书报：他们有自觉的创新和突破意识，不很可贵吗？
尤凤伟：很多有成就的作家，研究文体创新。为什么这样？是在内容上太局限了，不知道内容该写什么。对形式问题不必太刻意，自然就来到小说中。有作家把小说当字典来写，一本可以，本本如此就不可以；有的当成散文化来写，一篇可以，篇篇如此就不应该。
作家无论如何不能摆脱社会生活。好象水和鱼缸的关系，水变混沌了，您写的东西也会受污染；如果水温高了，什么鱼都活不了，大环境不可以摆脱。完全不顾忌文体是不对的，我是觉得不应该忽略最主要的东西。
【相关链接】
青岛作家刘宜庆纪念文章：尤凤伟先生是怎样走上文学创作道路的
2004年12月15日，尤凤伟先生在书房。
开篇的话
在一个微信群看到“尤凤伟先生千古！”我以为眼睛花了，幻象或者错觉。仔细看了又看……时间凝滞了几分钟，我才缓过神来。打了两个电话，向不同的朋友求证——不幸都被证实。
2021年9月23日上午11时许，78岁的尤凤伟手中的笔滑落，向彼岸泅渡。他走得悄无声息，没有一个水花。他留下遗言，不发讣告，不举行遗体告别，不搞追思会。就这样，他安静地离开，无声地告别……
我写了一篇纪念文章《秋凉如水悲如山——悼念尤凤伟先生》，发表在半岛新闻客户端。纪念文章回忆我与尤凤伟先生交往的片段。中国人有做七（烧七，受佛教生源说影响）的习俗，献上心香一瓣，今天是尤凤伟先生头七。
尤凤伟对青岛文坛乃至中国文坛的意义，在岁月中会逐渐显示出来。尤凤伟先生已经化为沧海客，《中国1957》是他的纪念碑，代表了我们这个时代的良知和勇气。
今天晚上，伴着窗外秋虫的吟唱，我把一篇旧文发出来，作为深切的怀念。
2006年5月14日，刘宜庆和尤凤伟合影。当天青岛市作协开会。开完会，在阳光强烈的中午拍照。我还记得那天的阳光，热力四射。
《尤凤伟是怎样走上文学创作道路的》
刘宜庆
他曾经是一名军人、工人，靠读书和写作改变了自己的命运，现在是专业作家。今年第6期《收获》刊登了他的最新长篇小说《色》。
他是尤凤伟，一位低调的作家，一位让读者期待和尊重的作家，他写过土匪，写过战争，写过“反右”和知识分子，写过当今打工者的悲惨命运，这部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即将出版的《色》，写的是当下光怪陆离的都市生活，以及在内心欲望和冲突中挣扎寻找出路的形形色色的人物。2004年12月15日，笔者叩开尤凤伟的家门，走进他的创作世界，针对他的读书生活，进行了这次采访。
故乡是一个人身份的认证
尤凤伟的老家是山东牟平龙泉镇，胶东半岛上的一个小镇。12岁的时候，就离开了故乡去烟台上中学。多年以后，这个离开故乡的少年，无法预料的自己的人生道路将如何铺展，根本没有想到自己将来会以作家的身份返乡。
谈起年少的经历，尤凤伟一口胶东半岛话，浓重的乡音未改，让人觉得亲切。山东人的淳朴、厚道在尤凤伟身上是一种本色，这种本色注定了尤凤伟不会写那些太玄虚的东西，也不会魔幻。对于文学创作，他扎扎实实地耕耘，那感情一如农民对待土地。故乡对作家的创作影响深远，在小说《生存》中，写了一群与“鬼子”斗争和谈判的山里人，无非是为了“生存”；在《泥鳅》中，到城市打工的国瑞，就来自牟平，那些农民工离开土地和故乡，在城市里的钢筋水泥的森林中是被侮辱与被损害者，如同在现实的泥沼里挣扎的泥鳅，艰难地生存。
尤凤伟先生小说集
尤凤伟说：“故乡的山水、草木、乡亲是我读的最初的‘书’，给予我精神的启蒙。而第一本真正的文学作品是陆柱国写淮海战役的长篇《决斗》。”后来，尤凤伟成了作家，在八一电影制片厂遇到陆柱国时说，“是你的《决斗》让我爱上了文学”。
最初的阅读，伴随着新奇与激动，原来有这么一种形式来展现历史与生活的画卷，第一次领略到文学撞击人心的力量。尤凤伟读《决斗》时的种种细节，被回忆复活，“书是我哥哥带回来的，一口气读了下来。战场上的枪声渐渐停下来了，黄昏来临，残阳如血，突然，一个炸弹爆炸，指导员牺牲了，我的眼泪流下来，那一刻，我觉得无比伤心，非常凄凉……”
带着诗集去参军
在烟台初中毕业后，尤凤伟考上了师范学校，但他放弃了，由于家庭困难，他选择了从军，陆军。1961年，他带着三本诗集到乳山当兵。
“那个时代书籍太缺乏了，我带的这三本诗集是普希金的《抒情诗集》、《叶甫盖尼·奥涅金》和拜伦的《唐璜》，在从军的七八年的时间里，我自始至终读这三本诗集。”1968年，尤凤伟退伍的时候，将这哺育自己灵魂的三本书作为礼物送给了战友。这三本书对尤凤伟影响太大了，他的人文关怀、悲悯意识、浪漫情怀，都可以上溯到这个源头。
2013年5月4日，尤凤伟参加刘宜庆《大师之大》青岛书城读者见面会并讲话。张祚臣摄
身体陷在巨大的沙发中的尤凤伟说，“人读什么书非常偶然，读书对作家的创作的影响也并非那么直接，按说读了七八年的诗，应该写诗，可我一行诗也没有写过。”
“读书对作家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就像春雨一样润物细无声，渗透到生命中、血液中。我觉得，作家的读书和创作都是一种悟性。我经常听到作家们说，我受哪一位大师的影响最深，看看他们的作品，其实是向大师的模仿，这种模仿是简单的、技术层面的，借鉴的痕迹很重。于是，生吞活剥卡夫卡，搞博尔赫斯迷宫似的文本，把简单的故事搞得很复杂。不论是叙事、话语，还是结构，都和大师的经典作品很像。”
通过知识分子的命运反思历史
1968年，尤凤伟退伍，转业到青岛，在第一仪器厂工作。第二年，作为工农兵大学生，到山东工学院进修一年，学电子仪器。尤凤伟在工厂一干，又是八年。1976年，尤凤伟成了青岛市作家协会的作家。
改革开放之后，由于时代环境变了，可读到书多了。尤凤伟读的基本是国外的经典小说。
尤凤伟特别喜欢俄罗斯文学，列夫·托尔斯泰、陀思妥也夫斯基、果戈理等作家的作品都读过，尤凤伟最喜欢的作品是《复活》，男主人公聂聂赫留朵夫的贵族气质、忏悔意识、赎罪感，给他留下很深刻的印象，经典文学作品中这种高贵的品性，很凝重，体现了人的精神、尊严之所在。
而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真正影响了尤凤伟的写作，“不读《日瓦戈医生》，就不会写《中国1957》。”在读《日瓦戈医生》时，尤凤伟想到的是中国的知识分子的遭遇，“这就是我身边很多人的命运，那些知识分子在1957年都遭遇了生命的转折点。但我的《中国1957》和《日瓦戈医生》不是同一类型的书，《中国1957》写的是一群知识分子的命运，《日瓦戈医生》是写一个人在动荡的大时代背景之下，与妻子、情人的悲欢离合，大跨度地写作为个体的知识分子的境遇。”
《中国1957》是尤凤伟出版于2001年的长篇小说，它曾被冯骥才“领衔”的中国小说学会评为年度最佳长篇。在知识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通过知识分子的命运反思历史，尤凤伟承认《中国1957》和《日瓦戈医生》是一脉相承的，尤凤伟说，如果有可能，再写一部《日瓦戈医生》式的著作。可以看出，尤凤伟对《日瓦戈医生》的偏爱。
第一排就坐的是白发苍苍的徐培范先生、尤凤伟先生、柳士同先生、有一位叫不上名字、李工先生。2013年5月4日。杜帝摄
法国作家莫泊桑的短篇小说、美国作家欧·亨利的短篇小说读的比较多。尤凤伟谈到海明威时，眼睛一亮，“海明威的小说语言真好，干净利落，硬汉式的写作是一种大胸襟。”
读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让尤凤伟见识了小说的另外一种写法，那种自由放肆的想象力、深厚开阔的气象对尤凤伟的小说观念是一次冲击。尤凤伟不大可能写出这样的作品，但他看到了小说的种种可能。
近几年，尤凤伟喜欢读米兰·昆德拉的作品，尤其喜欢《生命不能承受之轻》（韩少功的译本），“想看看和我们的时代背景类似的捷克作家怎样构建故事框架，怎样写历史人生，但米兰·昆德拉的政治观点，我不敢苟同。”
“现在的书太多了，真是书海，能把人淹没，但我不是博览群书之人，我读书的时间有限。如果五天读一部长篇小说，一年也读不了多少。”当记者让尤凤伟点一点今年读的小说时，他说，“读的不多，阎连科的《受活》、孙惠芬的《上塘书》、姜戎的《狼图腾》。”
看碟意外收获创作观念
谈起《生存》（姜文导演的影片《鬼子来了》，根据此小说改编）等抗战小说系列，尤凤伟创作抗战小说系列的想法源于电影《辛德勒名单》。
尤凤伟说，一个作家在阅读时，总会有一些作品引发内心的共鸣。看了电影《辛德勒名单》，我又找来辛德勒的传记来看。很长时间，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我们反映抗日战争的小说很多，有没有一部像《辛德勒名单》这样的作品，这和伟大的抗日战争很不相称。以前有很多抗战作品，但太概念化、模式化了，有太多的意识形态的痕迹，不能真正地反映人性和历史的客观状况。于是，我尝试着写抗战小说系列，试图为抗战文学带来新的东西——反映人在战争中的真实处境，不带偏见的小说。
无独有偶，尤凤伟在看伊朗导演阿巴斯的电影《樱桃的滋味》时，为新写的长篇小说取名《樱桃满树》（在春风文艺出版社的布老虎中篇连载），小说中的主人公叫吴桐，他的妻子和小姨子是双胞胎，一个叫双樱，一个叫双桃，樱桃满树，象征都市人内心的欲望和无处不在的诱惑。吴桐原来是一所学校的老师，一个偶然的机会，他成为一家公司的总会计师，是一个副总级别，身份的遽然变化，给吴桐的生活带来一系列意料不到的东西。吴桐并非“无痛”，他的痛苦就在于内心欲望的挣扎、人性的冲突，吴桐陷入了一大堆女人中间，这里面有妻子、小姨子、女同学，各种各样的女人带着不同的欲望出现在吴桐的身边，他面临着感情、性爱的问题，作为男人，他有自己的道德底线，作为社会的职业中人，他有自己的良知，当公司的改制成为某些人渔利国家和企业利益的工具时，他又何去何从？
尤凤伟手迹。2004年12月15日。
后来，这个长篇在《收获》刊登时，改名为《色》。尤凤伟说，现在以樱桃命名的小说太多了，樱桃泛滥，反而不新鲜，于是改名“天地一色”，又改为“颜色”，在李洱的建议下，最后成了《色》。尤凤伟说，《色》展示大千世界，五光十色，暗示生活的多种可能性。人刚一出生下来，好比白纸，至于画上什么颜色和图案，很大程度上是大环境决定的，人在红尘之中浮沉，怎样才能保持自己的本色。佛家说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但小说一开头，就有一个神秘的女人为吴桐看相，说他会有桃花运。欲望堆积在心头，色而不空，最后结尾时，吴桐在海滩上写了一个巨大的“愁”字。
尤凤伟的写作是一次次在历史和现实之间的精神漫游，《泥鳅》之前的作品，充满了沉重的历史感，复活了许多历史细节和人在特定时期生存的历史氛围，虚妄和残酷的主题依次闪现。历史也是现实，而现实转眼成为历史。尤凤伟不断地追问和思索，记录时代的心灵标本和人物个案。这次推出的《色》可以看作尤凤伟从历史题材到都市题材的彻底转变。
已有0人发表了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