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西方是企业家的政治 中国是政治家的企业

郑永年

中国绿公司年会“正和岛·‘互联网+’早班车”早餐会现场，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针对政商关系进行主题分享。在他看来，在任何国家，政商都不可能没关系，关键就是建立一个边界问题，政治的边界是什么，企业的边界是什么。

以下是郑永年演讲实录：

最近这段时间，大家对政商关系比较感兴趣。有两个概念，西方的政商关系称之为企业家的政治，中国的政商关系称之为政治家的企业。

西方的政商关系是企业家的政治

首先讲西方，西方现在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怎么来的？大家都知道罗马帝国解体以后西方不存在统一的国家，后来城邦国家产生了，就像今天的正和岛，这些城邦的主人是商人，也就是企业家。后来市场有限，企业家有发展需求，所以需要国家也就是市场的统一。国王统一国家需要钱，钱从哪儿来，向商人借，商人说，我借钱给你可以，但要有一个契约，就是保证国家统一以后，不掠夺我的私人财产。这就是契约文化、私有制的产生。

今天好多经济学家所说的私有产权、契约文化实际上是西欧特殊历史的产物。西方民主第一拨主导者就是企业家。到了近代，工人阶级发展壮大，开始跟企业家分享权利，这是大众民主的开始。企业家怎么来影响政治呢？就是通过捐款，我们今天所说的中国企业家和政府官员的贿赂关系，西方国家是把它合法化了，就是政治捐款。政治捐款是西方企业家影响政治非常重要的一个手段，当然有很多企业家自己去参加议会选举，西方的国会议会里面很多都是企业家，而且他们支持固定的代理人。因为企业肯定要影响政治，你就是想把这两个关系分开都分不开。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一人一票的民主法治实行以后，对企业的冲击非常大。一人一票的目的就是一人要拿一份社会福利，人人共享福利的前提是人人要贡献福利，但是一人一票的民主选举，能保证一人拿一份，却保证不了一人能贡献一份。这使得西方的政治跟经济社会就失衡了，在这一点上，欧美碰到的难题是一样的。

二战以后，欧美国家福利大扩张，企业负担很重。欧美的企业很聪明，从80年代开始主导全球化，全球化冲破固有国界，冲破政治控制，把资本运用到全球范围内，逃避国家的规制。最近美国要把政治捐款的限额取消掉，如果真的取消了，对世界政治来说是一件大事。因为从二战、一战以后，开始实行大众民主，企业家不能过度参与影响政治，企业家政治捐款可以，但是有限度，现在要把这个限度取消掉。我觉得取消政治捐款上限是违背企业家政治的。西方的问题，完全是企业家政治，奥巴马做不了主，想做一件事就是做不了，奥巴马想改造华尔街，也做不了主。企业家的政治体制也有问题。

中国的政商关系：企业可能是政治家的企业

再看中国的政商关系，是倒过来的，企业可能是政治家的企业。中国几千年以来都有国有企业，国家长期垄断一些重要的市场。国家通过税收制度、货币制度，各种方法论，实现了对社会阶层的控制，叫市农工商，是要刻意把商放在最后一位，中国历史上不乏做的很大的商人，但看看历史，商人一旦做大，皇帝有两件事情一定叫商人做，目的是不让你做大资本。第一个事情，叫商人买地，你不能有那么多资产，我把土地给你，把你绑架在土地上。第二条，让你的小孩考取功名，从事政治。一个土地一个公民，把中国商人跟政府的威胁消解了，非常有效。

到了近代，西方这种企业家的政治到了中国以后，就打败了政治人物的企业这种政治形势。近代开始政商关系演变，毛泽东时代，没有企业家了，政府说我自己来当企业家，最后大家知道了，到改革开放之前，经济已经是一个崩溃的状态。从学者角度来说，政商要分开完全不可能，只是说要建立什么样的政商关系的问题。这个关系就是建立一个边界问题，政治的边界是什么，企业的边界是什么，这个是需要大家思考的一个问题。

向新加坡学习如何建立合理的政商关系

从这个角度说，可以从亚洲四小龙的发展中学到很多，政治人物要发展经济，完全看企业家群体，企业家群体不能有效发展经济，这个国家根本没有办法发展。西方刚才走了企业家政治这条路，亚洲四小龙利用政治人物，利用企业家的发展，大力推动国家经济这样一条道路，四小龙基本用了30年时间走过了西方150年时间，这个非常有效，中国某些方面也是有这样。中国唯一的不同就是还有国企的问题，这个问题怎么解决，我觉得可以学学新加坡。从比例来说，新加坡的国有企业比中国的可能还要多，但人家确确实实做的很好。北京首都机场做的那么大，但是它的服务远比不上新加坡机场。新加坡的机场大家去过的都认为是世界上一流的机场，人家也是国有企业，为什么能搞好，中国的国有企业为什么就搞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