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全国城镇化率已接近55%，但户籍人口城镇化不足40%。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加快提高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就是要着力打破农民进城的种种体制障碍，让他们真正在城市“安家落户”。农民工市民化还面临哪些难题，落户城市背后还有哪些顾虑？请看本报记者的采访调查。
告别家乡，走进城市，是多少农民工向往的生活。然而，近日四川省统计局对成都、绵阳等9个城市进城务工人员调查显示，53.8%的受访者不愿将农村户口转为城镇户口。他们为何不愿“农转非”？本报记者进行了采访。
城市难留——
起早贪黑攒不下钱，啥都靠钱买，住房是农民工进城的最大难题
进入冬天，眉山市的天气，时阴时晴。
张秀芬守着菜摊，天天盼着天晴。“天气好，吃夜宵的人多，我老公夜摊的生意才会好。”来自眉山市丹棱县的她在一个小区门口卖菜，老公在夜市摆摊。
张秀芬初中没毕业就跟老乡来到市里打工，当过保姆、做过清洁工，后来开始卖菜。“卖菜最大的收获是认识了老公，在城里有了家。”她开心地说。
张秀芬有两个孩子，老大是女儿，在老家上初中；儿子跟在身边，在市里上小学。平日菜摊的生意不温不火，起早贪黑每月最多挣两三千元，勉强够维持一家人开销。“攒钱盖房，就主要靠老公了。”她说。
住在这个小区的王浩伦每天下班都会光顾张秀芬的菜摊，买点绿叶菜、豆腐等。在张秀芬眼里，这位身着藏青色西装的帅小伙很体面。
来眉山市打拼多年的王浩伦还没张秀芬挣得多，只是工作环境要好些。他在眉山市中心的大型商业综合体里负责超市板块的网络管理，每月工资2300—2500元。“收入要看业绩，业绩好奖金会多一点。”
王浩伦老家在眉山市仁寿县龙正镇。4年前，他跟父母从昆明回到家乡后，一头扎进市里，不愿再回村。
挣得不多，王浩伦很会省钱。租房和一日三餐是他每月最大的开销。目前，他跟表弟在市区合租一套两居室，每月分摊的租金是230元。“这就占去了月收入的近1/10。”同时，他把每天的饭钱控制在30元左右。“早饭在上班路上解决，大概需要5块钱；午饭在商场楼下的小铺，花10—15元；晚饭他和表弟轮流买菜做饭，平均每人5元。”再加上交通费等，每月的开销要1600元左右。“工资低，辛辛苦苦一个月，到头来也攒不下钱。”王浩伦抱怨。
28岁的他早习惯了城市生活，一有闲暇，就会陪女朋友看看电影、逛逛街。“现在回老家反而呆不惯了。国庆节放假，在家里待个一两天就回来了。”王浩伦说，“农村环境不适应了，回去啥也不会干，倒像个‘外乡人’。”
当问到王浩伦愿不愿意“农转非”，他说：“想在城市里扎根，可路还很远。”房子是他留在城市最大的阻力。已经和女朋友看过楼盘，但王浩伦觉得首付难以承担，而且后期的房贷压力也很大。
张秀芬也面临同样的问题：“吃穿都好说，住房问题是进城头一大难题。而且进城啥都靠钱买，万一挣不够怎么办。”
另外，医疗、保险等问题也困扰张秀芬：“现在年轻还好说，到老了生病多了，咱可没有城里的保险，靠攒的这点钱可看不起病。”
农村难舍——
城乡差距逐步缩小，城里社保不完善，37.8%的农民不愿放弃土地承包权
“进不进城都一个样。”眉山市东坡区永寿镇永德村7组村民罗传良停下手里的电钻，摘下口罩，点上一支烟。忙了一上午，他打算休息一下。罗传良常年在市里搞装修，妻子在泡菜工业园区帮厨。“家里2.4亩地流转给业主种菜，不用下地干活，每月每人交500元社保，我到了60岁、老婆到了55岁都能领退休金了，我觉得跟城里人差不多。”
不少农民感觉城乡差距在缩小。彭山区凤鸣镇宝珠村1组的赵丽群，17岁进城打工，在一家仪器厂做检测工，28年来一直在农村和城市间穿梭，亲身感受农村一步步追赶着城市的脚步。“村里建了新农村聚居点，小卖部、健身器材都有。”让她感到骄傲的是，家里盖的一楼一底的房子，不比住在城里差。
一方面，农村的基础设施逐步完善，另一方面，土地在农民心中的地位依然很重。王浩伦家3口人，有4亩丘陵地，都种上了枇杷、梨等果树。他的父母觉得村里也挺好，劝他回到身边，帮他盖新房，王浩伦犹豫不决。当问起愿不愿意拿村里的宅基地置换城市住房，他坚决地说：“不行。父母把土地看成自己的命根子。”
虽说一家四口能在城市团聚是张秀芬夫妇的梦想，但一说到宅基地、土地承包经营权，他们与王浩伦父母持有相同的看法：“留着农村那几亩地，进可攻，退可守。现在卖不了几个钱，万一哪天土地增值了呢？”
四川省统计局的数据表明，在农民工不愿落户城市原因中，43.6%的受访者认为城市生活成本高；38.5%的受访者认为农村和城镇户口差别不大；37.8%的受访者想保留家中土地承包权，为自己留一条后路；33.7%的受访者觉得农村土地有较大增值潜力。
“除了个别试点地区外，目前农村人口还是家庭保障为主。对于他们来说，土地是家庭保障的重要基础，也是最后的防火墙。没有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支撑，农民工是不敢贸然放弃土地承包权的。”四川省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副研究员胡俊波说。
进城，还是返乡——
关注户籍背后的权益，共享城市公共服务，让农民工真正在城市“安家落户”
在胡俊波看来，农民工不愿“农转非”现象应理性看待。“对于部分农民工来说，可能目前还不具备落户城里的条件，也可能是外部政策还没做好准备，不应该强行推动市民化。”
“从经济层面看，农民工不愿‘农转非’是从成本收益的角度作出的理性选择。转为城市户口以后，在城市就业所得到的工资收入减去购房、安家、生活等成本，是农民工的净收入。要不要放弃农村的各种权益，就要看净收入对他们有没有吸引力。”胡俊波说。
城镇化是人的城镇化。有关专家表示，城镇化的短板主要体现在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不高，许多进城农民工没能享受到相应的公共服务，没有相应的市民权利。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认为，农民真正关心的是“农转非”能够带来什么，增强农民“农转非”的意愿关键要算清账。城市逐步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改变农民主要依靠家庭保障的传统方式；加大保障房建设力度，将农民工纳入各类保障房体系中，提升城市对农民的吸引力，让新市民共享城市公共服务，真正在城市“安家落户”。
“当下，农民工群体也产生了分化，老一代农民工乡土情结重，他们更愿意返乡。对于这一部分人来说，重要的是健全农村产权制度，完善农村基础设施，保证他们在农村也能过得幸福。年轻一代的农民工，对城市的归属感更加强烈，他们是新型城镇化的主体力量，对于他们应该完善城市的保障制度，让想留的年轻人能留得下。”李国祥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