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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觉:性格决定我没机会大红大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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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酒精过敏,现在慢慢能喝一小口,一小口能扛几个小时,也能开始分辨出威士忌的味道了。我前两天到对面的酒铺去买酒,两面墙满满各种不同品牌的威士忌,我说该买什么啊?完全不懂!特别衰。现在我还体会不到喝酒的快乐,唯一能感受到喝一小口下去,这里一暖、一热。但也说不准两年后我能一次喝个两杯都不会醉。

一群朋友喝酒,有我一个不喝酒的气氛就不对了,所以我尽量不来,或者我就单独站在一个地方等着收拾残局。不喝酒,会少掉一些乐趣,我当然知道,所以我也想喝酒啊!我知道喝了酒会让人快乐,我想感受。我这个人太理智了,我希望能够有一个窗口。不喝酒,就感觉总是被禁锢着,有个未知的领域你没有去过,有一个世界你没有去开启。我好奇心那么重,希望有一天酒神能够牵着我的小手,一起在草地上,欢愉地舞蹈。

对我来说,开酒吧挣不挣钱不重要,我觉得能聚得起人,或者有那种氛围,我更喜欢。你去酒吧提我名字免单,我认识的人基本上都是免单。

口述:黄觉

喜欢穿红戴绿的黄觉,其实内心很森系。

《地球最后的夜晚》是导演毕赣的第二部作品,作为男主演,黄觉不仅将该片视作度过中年危机的一个礼物,还在自己的酒吧里专门推出了一款同名鸡尾酒。

黄觉进入演艺圈的经历曾经被多次采访、书写过。采访黄觉是一件轻松愉悦的事,曾经有一个故事,一个女孩给他发私信,说想采访他,发在自己小小的公众号上,黄觉就答应了。这种“不设防”的性格是如何形成的?黄觉也没想明白,他回忆起自己读书的时候也曾经是学校的一个小恶霸头子,会为班里所有人出头,敢跟大学生打架,大家都被他罩着。无忧无虑的少年时代后,二十六七岁时开始焦虑,不能再是一个肆无忌惮的年轻人了,要承担些什么,去面对这个世界,并且隐隐觉得,要被这个世界所改变。

他梳理自己的人生经历,其中大部分的经验不具备典型性,也没有什么可以借鉴。黄觉想过做音乐,或者做摄影师,但都不大实际,他想要份稳定的工作,于是做了演员。“就是命好”。以前黄觉一直说,自己是随波逐流的人,人生没有规划,为什么可以随波逐流,可能就是冥冥中知道,命运会指引自己去到该去的地方,所以,不用担心。

《地球最后的夜晚》

用一种仪式感,来取悦自己

《地球最后的夜晚》拍了九个月。黄觉将拍这部电影比喻为,给自己“度过中年危机的一个礼物”。毕赣找黄觉的时候说,片酬很少,报出了一个让他吃惊的价格。黄觉就用一个商人的思维想:我损失这个钱,能做什么事情呢?可能可以买辆不错的跑车。如果别人把送自己的跑车作为礼物,那跟感兴趣的导演合作,也可以看成给自己中年危机送的一个礼物。

两年前黄觉看过《路边野餐》后,想找毕赣打听关于“荡麦”(毕赣电影里虚拟的地名)的消息。黄觉热爱摄影,想去荡麦拍照。结果毕赣告诉他,“荡麦”是他虚构出来的、并不存在的乌托邦。之后,毕赣还是用另一种方式带黄觉去了“荡麦”,邀他主演了自己的新片《地球最后的夜晚》。

接拍《地球最后的夜晚》时,毕赣跟黄觉说,片中有个长镜头是3D的,观众看到一半的时候,中途会一起戴上眼镜观看此后的3D部分,这幅画面让黄觉觉得非常有仪式感,“像是一种秘密的仪式,挺打动我的,我二话不说就答应了。”黄觉说,他喜欢用一种仪式感来取悦自己。

为了拍摄《地球最后的夜晚》,黄觉瘦了20斤,练起凯里方言,尽管拍摄过程中几度被虐得够呛,也终于在看到成片的那一刻,感觉自己的确真的去到了“荡麦”。

受困于性格 却能将自己保存完整

黄觉的微博简介写着“摄影艺术家、舞蹈艺术家、画家、春秋大梦董事长、音乐人”,唯独,没有演员。他解释说,微博简介的称呼都带着一丝自嘲和调侃,而他没有经过表演的系统训练,也并不觉得有天赋,但演戏这事对自己挺重要,所以就想把“演员”保留住,没把它变成一个调侃。“我不应该拿演员这个职业开玩笑,可能还是有一点点自卑。”

28岁时,黄觉从广告模特转型影视表演,最初当演员只是为了赚3万块钱买电脑。他的兴趣爱好被摄影、画画、旅游牵扯着,以至于显得做演员有一搭没一搭,直到现在,他也做不到为了增加曝光率去参加真人秀或者参演热门大IP。熟络的人脉、自如的社交能力,是这个行业的一个浮标,黄觉却对这些感到尴尬,他基本不参加饭局,即便在饭局,也总是第一个拿起筷子吃东西的人,低着头,不知道说什么,“自己都不好意思,就找那几个曾经有过接触的话题去问,最近这个怎么样,那个怎么样?总说一些很无趣的话。”

他很清楚性格限制着自己,不会主动创造工作机会,他也改变不了。黄觉承认,这种性格导致自己不可能是一个大红大紫的演员。不过,他很享受这种状态。“这样不会折损太多,把自我保存得还挺完整的。”他自得其乐于此,认为跟职业找到了最合适的方式相处。

黄觉是一个连自己生日都不过的人,他喜欢看热闹,但不喜欢成为热闹的中心。在成为演员之前,他身边的朋友是老狼、黄小茂,他们“大红却不自知”,日子过得随心所欲又云淡风轻,黄觉觉得自己“交友不慎”,受到了影响,对名利没有什么太大的野心。

自由而自在 对朋友对感情都适用

我就专门喜欢找她要那些贵而无用的东西。我提出要求,她就送。我想要的是自行车、耳机,我的耳机可能要五万块钱。她就特别绝望,说:“把链接发过来。”她从不拒绝。这个关系是怎么形成的,我也不知道。她是个可以让我无所顾忌去撒这种娇的人,我也不是买不起,我也有这个钱啊,但是,比如一个东西,你女朋友送,跟你自己买,不一样。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除了朋友、情侣、亲人之外,还有很多种形式,好像没有什么能确切地勾勒我们的这种关系,归类不了。

——周迅新书《自在人间》中一段对黄觉的采访

黄觉圈里朋友不多。碰到周迅大致是1995年,认识快半辈子了。采访周迅如果要带上她身边的朋友,黄觉永远都在,“可能周迅说不出什么来,采访的素材量不够,记者只好找那些边边角角弥补一下。”黄觉觉得也挺好,有他这样的朋友,至少能把周迅叙述得更完整一点,更有血肉一点。

别人谈周迅,可能不知道尺度在哪儿,黄觉是想到什么说什么。偶尔他意识到了会提醒周迅,采访过我的东西,你要去看一下稿。黄觉懒得看,但他觉得周迅应该看一眼,可最后周迅也没看。“如果我脑子好使,能记住更多东西,会说得更好,但我脑子太不好了,很多东西都会被我擦掉,包括会让别人感动的东西。”

自由而自在,是黄觉发散出来的交往密码。不仅对朋友,他和前任在分手后都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他不希望走过的人生,有哪段是没办法回头看的。“回想每一段情感关系中,我没有做过不堪的事情,也没有不能回首的人。”就算有,他都会把它修复好,“错身而过一趟也不容易。”

黄觉将这种对前任“心大”的能力归结为“天赋异秉”,“我对恨、爱的表达,都没那么不极致。每一段情感,我都是无害的状态,(情侣)不成,做朋友也挺好的。”

既得利益者 被互联网拯救了灵魂

2018年12月,黄觉发了一条微博,“在飞机起飞前空姐问喝什么?我要了杯水,隔壁一男的要了杯橙汁,一下就觉得自己特别成熟稳重。起飞后空姐又来问,我要了杯可乐、加冰,隔壁的也要了可乐、不加冰,一下被整懵了,不知道谁更厉害了。”有网友回复,“在飞机上选择矿泉水确实显得很体面,更让我觉得骄傲的是到了用餐的时候,空姐问我:先生您是要鲜虾意面还是牛腩米饭?我会悠悠地摆摆手说:都不需要,谢谢。”黄觉随即转发,“后来我心态就崩了。花生米他那袋没碰,我要了三袋。”

这只是黄觉和网友互动的日常之一。

黄觉也在反思自己,为什么性格会那么平和?可能是脑容量不够?记不住快乐,也记不住恨。这一辈子里发生的事情,他能记到5%、10%就不错了。黄觉晚上经常睡不着,为了不影响第二天工作,只能长期服用安眠药。以前没有手机可以玩的时候,睡不着黄觉看书、看片子,打电话聊天。自从有了手机,互联网拯救了这世界上所有孤独的灵魂。

黄觉将社交网络当成是自我释放的方式,他说,自己是互联网的既得利益者。

他得到了朋友、爱人。他的第一个网友是摄影师,是黄觉上网搜索摄影博主时随意搜出来的,他一看这人在纽约,拍黑白片的,还是一个华人,就关注了,他现在成了黄觉去美国的一个动因。在黄觉看来,在网上更能交到真的朋友,因为互相关注的人志趣相投的比例更高。所以,他是一个不反对网络文化的人,甚至很早就给儿子小核桃申请了微信,希望孩子能掌握网络生态技能。

有的艺人会忌讳把家庭细节放在网上,但黄觉的微博里,主角一直是妻子麦子、儿子小核桃、女儿小枣。他希望孩子有一天长大,翻到他的微博,可以看到他们成长的经历和照片,多多少少是他们人生的一份礼物。

遇到对的她 结婚前提了“两个不”

“认识黄老师(黄觉)之后,他代替了甜食,解决了我的焦虑。黄老师大部分时间都花在顺我的毛上,我深信这个世上只有他有这能力。”——麦子

黄觉是不婚主义者,但遇见麦子后,一切都在潜移默化中改变了。两个人带孩子、出去旅游,家庭生活完全没有被柴米油盐淹没。

黄觉和麦子属于不同的频道,但在各自不同的世界里是一样的人。麦子是独生女,有自己很强大的内心世界和个人魅力。她的突然出现让黄觉觉得不一样。黄觉当时的心态,个人的自由空间让他觉得很满足。“就很奇怪,突然间冒出这么一个人,可以跟我一起生活。自己的生活发生了180度大转弯。”

麦子没有在任何事情上限制过他,黄觉说不想结婚,麦子说好,黄觉说可以生孩子,麦子说好,最后有了孩子,不结婚好像又不太好,黄觉说结婚吧,麦子也说好,你想怎样就怎样。

黄觉和麦子前一阵在为拍婚纱照较劲。麦子老想拍一套婚纱照,黄觉结婚有两个条件,不拍婚纱照、不办婚礼,现在上了“贼船”,麦子要拍婚纱照,要办婚礼,这也让黄觉偶尔感到头疼。黄觉想了不少办法希望能搪塞过去,他觉得婚纱照的形式感已经过于形式感了,“我是个刺头,既要形式感,又要反真正形式感的东西。每次看到拍婚纱照,被摄影师呼来唤去,疲于奔命,新郎和新娘笑得很假的场景,就觉得美好事情的背后其实挺沮丧的。”

如今他从抗拒到已经接受了,但是黄觉还在想怎么才是一种最自然的方式,但麦子好像又没有那么迫在眉睫。他又觉得可以放松一阵,“缓一下。”

每次都嘴硬 没别人想象中那么酷

黄觉刚跟麦子认识的时候,把她从法国接回来,决定一起生活,带她去参观了自己刚装修完的房子。两套三居室打成了一个一居室,里面所有地方,包括厕所都没有门。麦子走进厕所,坐在马桶上就很焦虑,觉得以后怎么在这个地方上厕所。

黄觉刚和麦子在一起时,去宜家买了一堆东西,帮麦子搬到朋友家,搬完东西,麦子说我睡一会儿,就在朋友的床上睡了。黄觉说那我也睡一会儿,在客厅的沙发上倒头就睡。这是他第一次见麦子的朋友,就在沙发上,张着嘴呼呼睡。

黄觉没什么防备心,对世界永远热情拥抱,他从不设防,“各种感受都可以来,让我去感受所有的未知。”

“你看我像有执念的人吗?”他说,有一次,一个记者跟着他到国外采访了好几天,聊了什么已经记不清了,只记得最后问了他一句说,如果你的生活里面没有麦子,可以吗?黄觉当时回答,我可以。第二天再见记者时,黄觉说,能不能把这句话去掉,会伤害到麦子,“但记者没把这句话删掉,反而还把这句话强调了。”

他并没有因此生气,他只是有一点丧气,自己怎么是这么一个表里不一的人,“我内心是很在意家庭,是想说没有麦子不行的,但我嘴硬,又不想表现出来那么柔软的一面。”

黄觉小时候特善良,以至于有时候会被妈妈干预,让他心肠硬一些。长大后,黄觉一直生活在这种“软”和“硬”的冲突当中。“我就是一个日系小清新、性冷淡,很森系,但我的长相又不是那样子。”所以,黄觉故意穿红戴绿,很浮夸地打扮自己,用艳俗的外壳包裹着自己柔软的心。

“我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酷,是一个特别心软的人。”

采写/新京报首席记者 刘玮

人物摄影 新京报记者 郭延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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