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时间8月1日，中超夏季转会窗口正式关闭。虽然没有世界级重磅转会发生，但16强还是“联手”在转会市场投入了近1.16亿欧元，这是继2016赛季的1.28亿欧元后，中超历史上投入第二高的夏窗。值得注意的是，从2017年夏窗开始，中国足协推出了旨在抑制职业俱乐部非理性消费的“引援调节费”政策。该政策在出台初期的确取得了明显的效果，但执行到现在，其对中超的约束力已日渐衰弱甚至是形同虚设。今年夏窗，三大国脚级球员彭欣力、郑龙和王永珀的转会费全部为261万欧元 （折合人民币2000万元）。究竟是巧合还是默契，这不得不引起各方面的重视和反思。
引援调节费“质保”仅两年
2017年夏天，中超多队争相竞价德甲金靴奥巴梅扬，这位加蓬球星的身价在当时一度被炒到8000万欧元。如果“美羊羊”成功登陆中超，那么刚以6000万欧元的身价加盟上港的奥斯卡，将不得不让出中超历史转会“标王”的头衔。这场对奥巴梅杨的竞购很快便惊动了中国足协，甚至是更高层的管理部门。在这种特殊的背景下，“引援调节费”政策迅速出台。
按照规定，从2017年夏窗起，中超、中甲俱乐部在注册转会期内，引入外援时资金支出超过人民币4500万元（约合590万欧元）/人、引入国内球员时资金支出超过人民币2000万元 （约合260万欧元）/人的相关俱乐部，必须缴纳等额的引援调节费。阻止奥巴梅扬登陆中超只是“引援调节费”政策所造成的直接结果，它更深层的意义在于对中超各俱乐部的震慑作用。由于没有人愿意触碰，或者说是率先触碰这条“红线”，不少打算引进 “超标”外援的俱乐部，在当时大多采用了租借或者先租后买的方式来规避政策。 2017年夏窗中，中超的总投入只有5545万欧元，2018年夏窗则为5520万欧元。与2016年的1.28亿欧元相比，被称作“奢侈税”的引援调节费发挥了明显的抑制作用。
刚需造就四笔“超标”引援
不过，随着2018赛季的北京国安（巴坎布、比埃拉）、大连一方（卡拉斯科）和天津权健（莫德斯特）先后向足协缴纳了“奢侈税”，投资者们发现，除了多花点钱之外，触碰“红线”似乎并没有造成其他不良的后果。于是，对于那些不差钱的俱乐部来说，“引援调节费”政策的约束力日渐衰弱。即便是足协在2019赛季打出 “注资帽”“薪酬帽”“奖金帽”和“转会帽”这套组合拳，也没能阻止中超转会市场再次陷入疯狂。
今年3月，中国足协在一份公示中表明，山东鲁能（费莱尼）、广州恒大（保利尼奥、塔利斯卡）和大连一方（哈姆西克）均按时缴纳了今年冬窗的引援调节费。今年夏天，中超又接连出现了4笔“超标”引援，分别是上海上港的阿瑙托维奇（2500万欧元）、大连一方的龙东（1827万欧元）、上海申花的沙拉维（1600万欧元）和北京国安的费尔南多（1500万欧元且含强制买断合同）。有意思的是，上海上港与北京国安是本赛季的争冠球队，而大连一方和上海申花此前则均在为保级而战。此外，今年夏窗1.16亿欧元的总投入，也一举超过了2017和2018两个赛季的夏窗投入总和。
内援“统一零售价”惹关注
当中超各俱乐部愈发乐意为外援花钱时，大家在内援引进上却有着心照不宣的默契。今年夏窗，重庆斯威的彭欣力和天津天海的王永珀先后加盟上海申花，郑龙则从广州恒大转投大连一方。有意思的是，三大国脚级球员的转会费居然都是261万欧元。而今年年初，广州恒大以260万欧元的统一价码，签下了“五小虎”韦世豪、张修维、刘奕鸣、高准翼和何超。由于汇率的变动，两个转会窗口中，260万欧元和261万欧元实际上都合人民币2000万元。换句话说，足协在“引援调节费”政策中划定的人民币2000万元/人，几乎成为了中国本土球员在国内转会市场的“统一零售价”。
实际上，过往国内球员转会费动辄上亿元的情况并不少见，2016年的张成林、2017年的王永珀、杨善平都曾以上亿元身价完成转会。如果以当时的市场行情来看，本赛季进入转会市场的8名国脚级球员，每人的身价至少是一亿元起跳。然而，“引援调节费”政策的存在，令人民币2000万元成了足协及行业内对国内球员的“公定价”。可是，无论260万欧元抑或261万欧元，这是真实的交易价格吗？“统一零售价”的背后是否还有其他不为人知的隐情？其实，对于有意逃避转会调节费的行为，中国足协曾鼓励相关单位和个人对此类违规行为进行举报。条例上白纸黑字地写道：一经查实，当事俱乐部将按照转会调节费数目的不同，面临扣除1分至15分联赛积分的处罚。既然如此，对转会市场负有监管责任的中国足协或许有必要出手查一查了。 宗和
